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事情摆在面前，心里其实非常不愿意，最后还是去做了。
比如被上司安排不合理任务，很想辩驳一番，但辩驳往往无用；被父母安排相亲，要硬着头皮去应对。
日常生活里充满了这种“不愿意做但还是做了”的瞬间。家庭、职场、习俗、人情彼此交织，变成一张细密的大网，让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正是在这样的处境里，真正说一声拒绝，既困难，代价也非常大。
今天的文章来自学者张秋子，她将从小说《抄写员巴特比》出发，为我们讲述说“不”的稀缺与珍贵，以及“拒绝”的重量和代价。
讲述 | 张秋子
1.
一个怪人
提起《抄写员巴特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也被译作“抄写员巴托比”），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大概是那句“I would prefer not to”，“我宁愿不做”。2011年纽约“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抗议者就在街头集体朗读这篇小说，以此表示对资本主义的抗争。
这次讲《抄写员巴特比》，我想努力做两件事：第一，尽量回到文本本身，谈那些微小却鲜有人关注的细节；第二，把这个故事一遍遍拉回到我们的生活现场。
Bartleby the Scrivener
中文译名不统一，本文采用的是“抄写员巴特比”
先聊聊小说的大致情节。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纽约的华尔街。讲故事的人是一位人到中年、做事稳妥谨慎的律师。他手下原本有三个员工——火鸡、镊子和姜汁饼。火鸡上午情绪暴躁，下午却格外卖力；镊子正好相反，上午认真，下午容易暴躁；姜汁饼是十二岁的跑腿男孩。这三个人各有各的毛病，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平衡。
后来律师又雇了一名抄写员，巴特比就在这时出现了。这是一个面色苍白、神情安静的年轻人，刚入职时工作极其认真。但后来情况变得不对劲：每次律师叫他去校对文件、去邮局或处理其他事务时，巴特比就以同样的语气回答：“我宁愿不做。”
他不争辩、不解释，一味地拒绝。再后来，他连抄写这个本职工作也不做了，整天站在墙前发呆。
某个周日，律师发现巴特比居然住在了办公室里。律师多次与他交谈，给他钱让他另谋出路，但巴特比依然礼貌地拒绝。律师不忍心赶走巴特比，干脆自己搬到了新地址。巴特比留在旧办公室，变成了新房客们无法忍受的存在。
他被警察关到了流浪汉的监狱里。律师出于愧疚前去探望，试图说服他进食或接受帮助，但巴特比一味拒绝进食，只是沉默地站在院子的墙前看着，最后在监狱中平静地死去了。
梅尔维尔接着写道：风波之后的几个月，律师才知道，巴特比此前曾在华盛顿的死信局工作，任务是处理那些无人认领、无法投递的信件。律师一想到那些信件在无人阅读的情况下被巴特比拆开、最后焚毁，又想到巴特比沉默而拒绝的一生，不由得感叹起来。
小说就在这种平静而难以言说的氛围中结束了。
聊完情节，问题自然而然就浮现出来：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怪人？我们需要回到小说的创作背景。
梅尔维尔是以航海小说题材起家的。他早年当过海员，这在当时是很多走投无路的年轻人最佳的选择，因为捕鲸是一个利润极其丰厚的行业。当海员的经历成为梅尔维尔重要的创作源泉，他早年创作的《泰皮》《奥穆》等航海小说卖得非常好。
从《白鲸》开始，梅尔维尔的写作风格变得越来越复杂，象征意味也越来越浓。市场对这种复杂晦涩的作品反应越来越冷淡，梅尔维尔因此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到1853年《抄写员巴特比》诞生之时，梅尔维尔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风光无限的畅销书作家了。
是什么让梅尔维尔的创作发生了转变？比较常见的解释认为，巴特比这个角色其实是梅尔维尔本人的投射。
写《红字》的霍桑以及霍桑的儿子，都与梅尔维尔有过交往。根据他们回忆，梅尔维尔本人性情确实有些孤僻，不太热衷于融入主流社交圈。《白鲸》出版后销量很一般，评论界普遍不太买账。内向的性格、创作上的失落、经济上的压力雪上加霜，令梅尔维尔陷入了相当现实的困境。
他当然可以选择顺着市场的期待去写，但他不愿意这么做。在一封写给霍桑的信里，他向这位朋友吐槽：“金钱，我要诅咒金钱。”他想写的东西没有市场，可是完全为了市场去写，他又做不到。
巴特比实际上也是在拒绝。他明明可以好好抄写，可他为什么偏偏就“不”呢？这个“不”里面，是不是和梅尔维尔本人对市场的拒绝相关呢？
除了“投射说”，还有一种解读认为，巴特比的原型是另一位美国作家——写下《瓦尔登湖》的梭罗。梭罗“拒绝”的态度不仅体现在生活方式上，还体现在思想和政治立场上。
梭罗在《反对公民政府》里说：“我拒绝缴税”，因为“我拒绝服从在我看来不正义的政府”。梭罗甚至说，他不愿意让自己被视为某个没有加入的团体的成员，因为“我不是为强迫而生的”。梭罗所说的这些话，在《抄写员巴特比》里都有过几乎一样的呼应。
从现有资料来看，梅尔维尔本人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创作巴特比和梭罗有什么关系。但梅尔维尔和霍桑一家非常亲密，而霍桑又是一个“梭罗迷”。梭罗虽然没有见过梅尔维尔，但他影响了霍桑一家，而霍桑一家又和梅尔维尔交好，思想氛围就会在这个小圈子里彼此传开。梭罗身上的某些气质，也许就通过霍桑这个中间人间接影响了梅尔维尔。
比起纠结“原型是谁”，更重要的是理解小说人物本身。小说不是传记，不是对现实人物的简单搬运。创作更像是一种提炼，是从现实中捕捉到某种征兆、姿态或神情，在文学中重新构建起来。
梭罗最多算是巴特比的影子。我们真正要关注的是，梅尔维尔把个体面对制度、面对规则、面对“你应该如此”的说教时内心深处的拒绝，提炼成了一种无比坚定的对抗。
巴特比的“我宁愿不做”，在一百多年后之所以让人觉得有力量，恰恰是因为它触碰到了一种非常私人和具体的经验：当我们感觉到对面前的这些规则非常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2.
走向失控
接下来看看梅尔维尔是如何通过整体结构和细节刻画来塑造巴特比这个“怪人“的。
整体结构上，我的概括是：一种“从不断追求平衡到不可控地走向失衡”的结构。
小说中的律师在开篇这样描述自己：他是淡泊名利的律师，从来不在陪审团前高谈阔论，而是安然隐逸，平静稳妥地处理有钱人的事务。这位律师从一开始就表明，自己追求的是一种不被扰动的、充满平衡感的生活。
这种渴望也体现在他就职的机构——“衡平法院”中。根据普通法做出的裁决是有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是硬性的、没有商量余地的。相比之下，衡平法院更像是一个有权威的调解员，面对纠纷时会更强调公平、妥协和调节。律师在事务所里时时强调调节和平衡。
这种对平衡的追求也贯穿在整个事务所人员的构成上。火鸡上午工作得好，下午就变得慌乱激动；镊子正好相反。律师说：“他俩毛病发作的时间相互错开，好像卫兵换岗一样。”律师甚至会为这两个人出状况的时间错开而感到满足。后来面色苍白的巴特比来了，看起来正好和忙乱辛辣的姜汁饼构成平衡。
故事一开始，从律师本人到办公室的人员构成，一切都处于一种相互平衡的状态，直到巴特比说出那句“我宁愿不”时，事情才开始走向失控。
整个小说的后半部分，就是破坏秩序的巴特比和努力维持秩序的律师之间展开的一场较量。巴特比的拒绝层层升级：最初他只是拒绝帮忙校对文书，接着拒绝跑腿，后来连分内的工作都不做，乃至于拒绝搬出办公室，直到最后在监狱里拒绝进食、绝食而死。这种“循序渐进”反而让整个故事变成了一种全方位的失去控制。
这种“从平衡到失衡”的结构并不是梅尔维尔独创的。在整个西方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脉络中，它非常常见——先把一个故事摆出来，表面上非常平静，然后丢进去一个扰动性的元素，故事的平衡就会被打破。
比如《傲慢与偏见》：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和家人住在一个非常安稳的世界里，突然来了宾利先生和达西先生，平衡的状态就失衡了。再比如《红楼梦》：林黛玉和贾宝玉相安无事，但薛宝钗来了，构成了扰动性因素，三者之间开始对位和对立。只不过梅尔维尔在人物塑造上要走得更极端。
说完小说的结构，再来看看故事里人物在名字和身份上的设置。
关于三个雇员的名字，律师说这些是绰号，是三位员工相互给对方起的，表现了他们各自的外貌或性格。不告诉读者真实名字就算了，梅尔维尔居然还安排律师特别聪明地甩锅，说大家名字搞成这样可不是他造成的，是几个员工自己取的。
梅尔维尔在这里点出了一个隐秘的现象：在现代的办公室体系里，一个人经常会被简化为他所做的工作，并在这一过程中失去自己作为“活人”的“身份”。在制度化的办公室里，你不需要做你自己，只需要履行你的职能就够了。
回到《抄写员巴特比》。作者给员工们设定的职业也带有必然性——抄写员。抄写本身就是复制和模仿，它不需要你有个性，甚至需要你把个性消磨掉。抄写员这个职业设定本身也是一种对“个性消失”的完美隐喻。
除了结构和细节设计，还有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小说的叙事视角。
有一个词叫“介入性视角”，也就是以A的口吻来讲B的故事。在《抄写员巴特比》里，承担“介入性视角”的是作为律师的“我”。正是因为讲述者根本搞不懂他讲的这个人的内心世界，我们读起来才会觉得十分古怪，既困惑又难受。
这也是梅尔维尔非常喜欢使用的一种手法：让普通人去观察和揣测在普通人眼中看起来很奇怪的人。比如《白鲸》就是以年轻人以实玛利的视角讲述船长亚哈的故事。
回到《抄写员巴特比》，律师的视角其实也造成了类似的效果：他不理解巴特比，只能把他描述成一个“怪人”。从更深的角度来说，这样一种“不理解”其实提出了一个问题——常识是什么？绝大多数时刻，常识让生活得以运转，但常识恰恰在解释那些生活中难以理解的人和事时会失效，往往会导致庸见。
而好的写作，一定是反常识、反经验、反庸见的。这些元素或者说特质，也更多地也会耦合在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怪人”身上。
3.
他只是选择了凝视
这篇小说的重点其实并不在于巴特比怎么样去拒绝，因为他高声说“不”更像是一种观念的宣言，巴特比甚至是一个扁平的概念性人物。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律师以及律师和巴特比的关系。
律师和巴特比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律师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普通人”，但他又会被某种巴特比的力量召唤。就好比晚上一个灯开着，很多小虫子要撞到那个灯上去——这是一种“趋光性”的本能。
律师的这种心态也是精神性的“趋光性”。他不理解巴特比，可是又被巴特比的某种特质所吸引，就好像巴特比的精神散发出了某种光，让他像“飞蛾扑火”一样。
律师在搬家时发出了一个特别复杂的感慨：“说来也怪——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个我那么希望摆脱的人。”这句话把他那种想要靠近又试图推远的心态呈现了出来。
这种复杂的精神牵引，在小说中有两个道具进行了非常明确的暗示——门和墙。先说墙。墙这个意象在小说的标题里就会出现。故事的标题是《抄写员巴特比》，副标题叫“一个华尔街的故事”。华尔街，英文是Wall Street，也就是“墙、街”的意思。
我们今天一听到华尔街，会觉得那是高楼林立、精英出没的地方。但在历史上，它最开始只是防御工事——17世纪中期，荷兰殖民者在当时的新阿姆斯特丹的北边界修了一道土墙，用来抵御英军和印第安人。后来这道墙拆掉了，但街名沿用至今。这条街本身就代表着某种“边界”“防御”“阻挡”的意味。
小说中出现的第一面“墙”，是从办公室向外望去的一道天井。当叙事者注意到巴特比开始长期寄居在办公室以后，他发现巴特比总是会盯着屏风后面死气沉沉的砖墙。哪怕巴特比被送去监狱后，他还是盯着墙。整个小说其实是以墙开始，又以墙结束。墙在物理上围困住人物，也在象征上围困着小说本身。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开篇谈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又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按照相似的句式，这句话可以改成“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而不在墙（制度）之中”。
我们被各种各样的“墙”围了起来——工作的制度、婚姻的制度、学习的制度、人际交往的制度。它们不是暴力地“压”过来，而是把我们“围”起来。钱钟书的《围城》也是一个“墙体”把人困在婚姻制度里的非常好的隐喻。
巴特比和律师都处在墙所代表的制度中。只不过他们在面对这堵墙时姿态不一样。律师从来没去盯过墙，因为对他来说，墙就在那儿，他遵守它就好了，无视它，甚至还能享受这堵墙上照下来的天光。
但巴特比不一样，从一开始他就凝视着墙。巴特比盯着墙的动作其实是一种对峙。他并不是“冲过去拿头撞墙”，他只是选择了凝视，而凝视本身就是拒绝“默认”。
大家不用把巴特比理解成“对抗体制的革命家”，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的行动。他做的只是在起点的第一步该做的事——意识到那个问题是存在的、是不容我们忽视的。没有巴特比那双“凝视”的眼睛，我们实际上就看不到“墙”。
梅尔维尔通过律师的叙述贡献了非常多漂亮的比喻，比如把巴特比描述为“是大西洋中的一块残骸”，又形容他仿佛“某个神庙废墟上的最后一根柱子”。这些意象都不是日常意义上的“没人陪”的孤单，而是一种被抛置在广阔空间中的孤绝感——辽阔、空旷、没有回声。正是这样一种庄严感，为巴特比这个形象增添了一种神话式的光晕。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律师不理解巴特比，但在他的描述中他不知不觉地赋予了巴特比某种敬意。小说提供了另外一种道具，让我们关切他们俩之间真实的关系模式，那就是折门。
巴特比刚到办公室时，律师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用的正是一扇带磨砂玻璃的折门。折门和墙不一样：它可以伸缩、可以移动，而墙是死物。
更重要的是，它是磨砂玻璃，透光，却看不清人——既不是完全的封闭，也不是完全的敞开，是一种半透明的隔离。这个细节和整部小说的核心关系都非常呼应：律师“看得见”巴特比，却又“不理解”巴特比。视觉上没有完全遮挡，但他在心灵上是隔着一层雾的。
围绕着这扇折门再细读一遍，还会发现一个规律：每一次都是律师主动打开折门，把头探进去，去询问、劝说、试探巴特比。但巴特比从来没有一次主动地穿过那扇折门来到律师身边。他永远待在自己的那一侧。
这扇磨砂玻璃的折门非常清晰地呈现了巴特比和律师之间的结构关系：律师不断尝试靠近，而巴特比始终留在自己的位置上。
4.
直视那堵墙
巴特比是一个观念式的人物。在他不断缩减日常生活需求的过程中，他观念上的力量却被不断放大。最终所有的力量都凝缩在他那句经典台词里——“I prefer not”。
文学评论家莱昂纳尔·特里林指出，这句话的用词在当时的英文里算是很讲究的。如果通常要拒绝某件事、态度比较激烈的话，可能会说“I would rather not（我才不要）”，这样的拒绝很直白。
但巴特比用的是“prefer”，听上去文质彬彬，带有一种礼貌和克制。它的微妙之处在于：一个人在表达坚定的立场时，不是靠嘶吼、不是靠喊口号来完成的，而是轻轻地说出一句文质彬彬的话，然后以最果断的行为完成他的选择。
这句话的力量在于语言和行为之间的张力。巴特比的行为极端、绝对，但语言却柔和、含蓄。
后来西班牙作家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写了一本书叫《巴托比症候群》，把“我宁愿不”扩展为了一种丰富的文学现象，描绘了各种各样拒绝写作的作家：有的是对自己要求极高，有的是江郎才尽，有的则是灵感总被别人抢先一步。各种原因丰富了“不”的理解。
我们已经可以回答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了：作者梅尔维尔为什么要写巴特比这个角色？这就触及到一个小说的核心问题：小说的本质是什么？
小说的本质是虚构，是隐喻，是极端。好的小说一定会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虚构它所要呈现的隐喻。梅尔维尔想呈现的，其实是人在面对制度时最有可能呈现出的一种决绝的姿态。当所有人都习惯性地无视制度、在墙内按部就班时，总得有人说出那个“不”来。
梅尔维尔把“不”的变量拉到了极致——它不是心里窃窃私语，不是背后咕咕囔囔，它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拒绝。
很多人觉得这些人物“太奇怪”，是因为我们太习惯用常识去衡量小说人物的选择。但问题在于，小说不是现实生活的投影，它是虚构。虚构的意义之一就是为极端的处境做一种语境上的准备，让它暴露出最清晰的轮廓。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看到那些说“不”的人，只不过他们不像巴特比走得那么极端。然而每一个微小的拒绝背后都是一种莫大的勇气，这一点和巴特比是没有差距的。
我们可能会想：“值不值得这样去做？”这是我们又一次用所谓“常人的思维”去进行裁决。可是在梅尔维尔笔下，一个人要追求一种绝对的对抗制度的自由。
“我宁愿不”从来不是一句空话。所有的“我宁愿不”背后一定有我们要守住的东西，只不过在人们纠结于自己要不要守住它的时候，总是轻易地把我们试图守住的东西让渡了出去。
真正的“说不”可能也发生在我们看清利弊、衡量好了代价之后。有些人知道妥协会更容易、顺水推舟会更安全，但仍然有人不会那么做。勇气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当我们认定了有一些东西比方便更重要后，在我们内心深处生长出来的。
怀揣着这种勇气，怀揣着这种绝对，也许我们才可以第一次抬起眼睛，直直地盯着那个我们漠视已久、习焉不察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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